凌叔華、陳西瀅、徐志摩、魯迅

民國初年文壇上一樁公案，由於牽涉到凌叔華、陳西瀅、徐志摩、魯迅，備受矚目。

由於陳西瀅在1926年1月30日於《晨報副刊》的〈致志摩〉一文中，假擬是給徐志摩的信，但卻意在指出魯迅《中國小說史略》是抄襲日人鹽谷溫《支那文學概論講話》中的〈小說〉[1]。幾天之後，魯迅便在2月8日的《語絲》上發表〈不是信〉一文，針對陳西瀅的諸多批評做出回應，其中對於抄襲鹽谷溫一事，魯迅強調其《中國小說史略》廿八篇中的第二篇、對《紅樓夢》的一些論點及書內一章「賈氏系圖」的確參考並根據《支那文學概論講話》而來，但魯迅說「不過是大意，次序和意見就很不同」，其他的廿六篇都是他的創見，尤其在於許多判斷上，兩人是相反的。而且他們在文獻上的根據也有很大的歧異，像是六朝小說鹽谷氏根據《漢魏叢書》，魯迅據自己的輯本；唐人小說鹽谷根據謬誤最多的《唐人說薈》，而魯迅根據《太平廣記》。至於有些文學史脈絡相同，魯迅則強調是因為中國文學的發展即是如此，他「無法捏造得新奇」，如此當然不能算是剽竊。雖然後來在學界的考證之下，證明了陳西瀅的誣告，還了魯迅清白[2]，但從此也可以看到，在文學史的判斷上，創襲之辨的困難。

    而陳西瀅之所以單挑魯迅，主要是因為其懷疑魯迅私底下運作揭發凌叔華的抄襲風暴。由於徐志摩於《晨報副刊》1925年10月1日上刊載了篇首圖畫的說明，註明該圖是凌叔華所繪，而被讀者投書揭發其實是英國畫家的作品；在此同時，並且凌叔華的小說《花之寺》，也被晨牧指出是抄襲契柯夫（Anton Pavlovich Chekhov）的〈在消夏別墅〉[3]，引發陳西瀅出來辯駁，強調題材的相似並不能被視為抄襲，並且由於不同文化背景的作者，對於同一題材的處理，定然不同。